钱穆先生在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

钱穆先生在《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中概括中国京剧的特点有动作舞蹈化，语言音乐化，布景图案化。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自**元年（1912年）始，钱穆在乡村任小学教师。**十一年（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九年（1930年），由顾颉刚推介，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跻身学术界。**前，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学术思想史，确立学术地位。**时，随北大南渡，著《国史大纲》，并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主讲文史课程。

**后，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港中大创始书院）。1967年迁居台北，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享年95岁。1992年归葬太湖。

钱穆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其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还出版多种论文集，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钱穆主要影响

**三十一年（1942年），钱穆曾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及“人才教育”的问题，并且认为“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两者乃“互为表里”，其用意在于“以**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民族及能真切为**民族服务之人才”。并且认为不仅大学教育当注重“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中等教育为**教育之一环，故中等教育亦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

在钱穆那里，包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都应该将人才教育作为自己的目的。易言之，我们的教育应该将“真切爱护**民族及能真切为**民族服务之人才”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

细审钱穆有关培养目标的论述可知，“真切爱护**民族及能真切为**民族服务之人才”由“真切爱护**民族”之“人”与“能真切为**民族服务”之“才”两个方面组成。关于成人”，钱穆又将其分成了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循序递进的层次。关于成“才”，钱穆同样将其分成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通人’尤重于专家”，“供**之用”与“用**”，自然科学人才与人文科学人才。

为了实现“真切爱护**民族及能真切为**民族服务之人才”的培养目标，钱穆所安排的课程从核心到边缘依次包括：基于文字、历史与地理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通学课程；“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中国文化的核心目标是“天人合一”，钱穆对它的理解是人从自然中来，最后还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就是先自然后人文，然后再回归自然。钱穆本人非常喜欢到山林中游走，体会自然带给他的乐趣，所以他非常提倡培养学生的人文与自然情怀。同时，身体力行，两次带领学生出游学习。

钱穆在教育学生的过程当中，不仅注重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也非常注重方法的传授。教育方法受文化理想、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的决定；但反过来，教育方法也是传递教育内容、达成教育目的、实现文化理想的手段。钱穆的教育方法分成师道、人生、治学三个方面。

师道是主要对教师而言，是教的方法；而人生、治学这两个方面则主要是对针对学生而言的，是学的方法。事实上，钱穆在教育方法当中更加注重学生学的方法，更加注重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地学习。

钱穆的这一思想，在其对学生在复兴师道当中所能起的作用的论述当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为了复兴师道，学生方面应该根据自己性之所近善自得师：师于人、师于己，师于当代师、师于前代师，师于心、师于天。亦即作为学生，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其在我”。

关于治学，钱穆还曾经提到，一切学问，可分为对物之学与对人之学两大类。此即所谓自然学与人文学之分别。但二者学问境界都系于其德性境界。“‘德性’之学，实乃是在人文学与自然学之夹缝中，且是此两大学问分野之上之一种综合学问。”学问有自然学与人文学之分，但无论何种学问，实皆渊源于人自身之德性。德行则是学问的基础，也是钱穆教育学生的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