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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晚期五十一卷本。标志是五十一卷,以及各卷首有“龙雾邹梧冈参订”字样。此版本是毛本的一个分支,在旧书市场上有多种书商牌记,并不算稀见,但数字资源十分罕见。一度觉得,除非等有钱了,花大价钱买一套古籍才有机会。结果,前日偶然发现了两个五十一卷本的数字资源,是两家美国大学收藏的版本:其一姑且称之澹雅本:题《绣像第一才子书》,牌记“光绪三十三年澹雅书局校刊”,数据库信息显示出版商是“文德堂”,十六册全本。其二是宝经堂本:属于五十一卷本的异本,全书共二十册,存后十册。最后一卷标“五十卷”,但分卷混乱。无牌记,数据库信息显示“京都琉璃厂宝经堂重刊新版”。
王国维认为古文因转写而有别本。这种看法相比于简单的把今、古或四家《诗》加以对立的认识,显然更为深入。可以想见,经过不断的传抄,《尚书》的欧阳、大小夏侯及古文家,以至于同一文本系统的内部,都会有异文的存在。《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灵帝中平年间,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216]蔡邕等人建议刊刻熹平石经,其中的一个目的,应当就是为了解决当时异本纷呈的问题。
今文《尚书》分立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及古文,在两汉之时通过经师或抄手传声、读说以及转抄等手段「制造」异文。今、古四家,在汉代存在多样化的异本。其中反映东汉时官本欧阳《尚书》面貌的熹平石经,保留了部分早期写本的用字特征。利用熹平石经《尚书》残石存留的部分校勘记,对今文三家内部差异及与《史记》引《尚书》的异同进行分析,可知大夏侯本跟《史记》往往相合,而欧阳及小夏侯偶或同于古文《尚书》。此类情况,与过去汉人师法谨严、今文某家最为醇正等的认知有别,亦可与今、古文《尚书》在汉初的交涉融合等现象相印证。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季羡林要读的《大事》是由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一共有厚厚的三大本。这部佛典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不是一般的俗语,而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主要是俗语和梵文的一种混合物。但其中梵文的成分和俗语的成分,随时代早晚而有所不同。时代愈早,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多,时代愈晚,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少。甚至在同一部佛经的早晚不同的异本中,也会表现出这种情况。
话但凡是人讲的,就不可能不带视角。我们用客观这个词形容好的视角,但“观”这个字,本身就意味着视角选择,你不站在一点,就无以为观。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视角,也当然需要表达自己的视角。过去十年二十年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代人看的清清楚楚,在西方流行文化影响下长大,见识过了黄金树最丰茂的时候,就越发能体会它日渐衰退。中国绝非完美,但新树需要长成,国人需要表达,可惜西方视角之下华族始终是异类,分异本是文明共存的常态,不算坏事,可是当一方的声音始终被压到无声时,那种委屈,那种百口莫辩,那种欲哭无声,中国人,懂得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