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人种类似

杰斐逊还对印第安人的人种学非常感兴趣，积极地搜集各种印第安词汇，试图更加了解这个人种，而他对于黑人的人种学和词汇学一点兴趣都没有，可以说是毫不在乎。

中国考古学诞生的1921年，李济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提出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他当时想利用新学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在美国留学生与华侨中搜集中国人体质材料，进而研究中国人种的特质。经过努力，他在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前往南开大学任教。

也不清楚张伯鋆是否知道，比他早一年进入哈佛大学的李济，也想利用新学的人类体质测量方法，在美国留学生与华侨中搜集中国人体质材料，进而研究中国人种的特质。几十年后，张伯鋆与李济的学生夏鼐共同担任后来成为人类学家的林一璞的论文答辩会成员，林一璞的导师为**。

对于搜集史料的方法，梁公举了几个他亲自研究的例子，如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研究六朝唐造像，记录每次读到的“也可里温”字样。他每次都将脑筋练纯熟，使之有锐敏的感觉，再加上耐心，这样史料便能搜集到位。很多大家如洪迈、赵翼都是这样做的，这种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其中还得特别注意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它是指某时代无某种现象，反之则称积极的史料。

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的时代、仰韶人的人种及族群的论断在后来被证实基本是正确的，但他对中国彩陶从西方传入的观点明显存在片面性和论据不足。对于中西方彩陶类型的研究，安特生过多关注彩陶表面纹饰，对于陶器质地、颜色、形制以及制作方法等其他方面缺少足够地考量，加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几乎一片空白，没有可供史前研究的资料，因而安特生只能尽量从国外搜集有关书籍查阅，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欧洲“文化西来”思潮的影响，而且其水平层位记录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