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松石结局

近年，宫殿区大型建筑院内又发现数座出土大型绿松石镶嵌器的高规格墓葬，其中正在实验室内清理的一座第一等级的墓葬还伴出绿松石蝉形器、绿松石串珠等饰件，极有可能是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随葬品最为丰富，随葬绿松石器最多的一座。（赵海涛、许宏：《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遗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2018-2020）》，文物出版社，2021年）

另外，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的宗日齐家文化遗址中，也出土有镶嵌精致的绿松石，与陶寺遗址镶嵌粗糙的绿松石，形成鲜明对照。显然，二里头三、四期文化中镶嵌**的绿松石牌饰工艺和齐家文化应该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两城镇遗址的一座墓中，在墓主人左手腕上发现一件由200多枚嵌片组成的镶嵌绿松石器。从嵌片切割打磨规整、使用某种粘合剂镶嵌在木板之类承托物上等特征看，它应是二里头都邑绿松石龙形器的直接前身，属于广义的礼器范畴。至于属陶寺文化的山西襄汾陶寺、下靳墓地出土的镶嵌绿松石腕饰和组合头饰，绿松石片加工和镶嵌均不规整，工艺相对原始，年代已约当距今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或为受海岱地区绿松石文化影响的产物。（王青：《移植汇聚——镶嵌铜牌饰的起源和传布》，《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

使用粘合剂镶嵌在有机质的承托物上，构成了二里头文化二期几例绿松石镶嵌器的共同特点。到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与最早的青铜礼容器大体同时，大型绿松石镶嵌器为形体偏小的嵌绿松石铜牌饰所取代。（许宏：《二里头M3及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考古背景分析》，《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在夏王朝南疆的武汉盘龙城遗址，也不仅仅单纯发挥次级“**”**管理的功能，因为那里靠近重要的铜矿和绿松石资源所在地，所以为二里头都邑提供其所需要的铜矿资源和绿松石资源也就成为它的主要职能之一。

进入林芝的第一站是巴松措，西藏东部最大的堰塞湖之一，湖面海拔3400多，藏语里意为“绿色的水”，从高处俯瞰湖泊、岛屿、雪山等众多元素一览无遗，犹如圣洁的幻境。湖心岛上还建有错宗寺，是西藏有名的宁玛派寺庙。千百年来，殊胜的巴松措就如一块无暇的绿松石静泊在雪峰绿林的怀抱，滋养和孕育出无数奇境妙地与神奇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