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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歌谣的非文本性特点要求我们在进行口传歌谣研究时尽可能多地搜集歌谣的各种异文，包括书面异文和田野调查中的活态异文。另外，歌谣的文本语境也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歌谣具有文本多义性和多元意义阐释性，对文化传统的建构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宋之前，我们看到了至少8篇《龙蛇歌》的异文，歌的主人公有介推、介子推、介子绥、舟之侨等不同说法。《龙蛇歌》存在众多异文和歌谣唱诵者的现象至少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歌谣的非文本性首先表现为异文性。口传歌谣不会有固定的文本，人们的每一次唱诵，每一次记录都会生成一个新的文本，因此会出现大量异文。再者表现为多元性。口传歌谣没有固定作者，也不以书面文本方式流传，因此，口传歌谣可以被多元化讲述。同时表现为多义性。口传歌谣以唱诵为主，人们只需发声，而不必将其与具体的文字相对应。但是，一旦将口传歌谣书面文本化，人们就要将歌谣的音、字一一对应，对应文字的选择对歌谣文本意义的生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总之，汉人的「读」，有时未必有不同系统的别本参照，而只是以意加以改读，使得文句更为符合他们所认为的原意。这种读法在客观上制造了更多的异文。这其中最显豁的例证即是《书序》。〈书序〉存在一些异文，过去学者多认为是今、古文传本之别，因而引出不少争议。事实上《书序》只有古文本，今文的二十八篇是欧阳《尚书》裁取古文而来，大、小夏侯《尚书》均不载《书序》。[165]可以说，〈书序〉自战国晚期至西汉，只有古文《尚书》一种传本系统，以它的异文为例能够较为清楚地帮助读说导致的异文。

上述各异文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歌谣的第一句上，黄瑜的异文用的是“雨滴”，叶盛的异文用的是“雨地”，戴冠的异文用的是“雨弟”，而祝允明的异文用的是“雨帝”。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差异，首先是因为“滴”“地”“弟”“帝”为同音字。人们在唱诵歌谣的时候，不需要与具体文字相关联，只读音就好了，因此仅从发音来看，歌谣的文本不会产生太多的歧义。但是，一旦被记录下来，进入书写系统，人们需要选择相应的文字，文字本身又是多义的，因此才出现了差异性文字文本。其次，每位学者在记录和使用该歌谣时，由于目的和角度不同，选择了更能表达自己意图的文字因而造成文本之间的文字差异。